近代数学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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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 我与华罗庚 我心目中的华罗庚 华罗庚与陈景润的师生情

华罗庚，(LuoGeng Hua，1910.11～1985.6)

    华罗庚，(LuoGeng Hua，1910.11～1985.6)，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金坛，1985年6月12日卒于日本东京。
    华罗庚原来也是个调皮、贪玩的孩子，但他很有数学才能。有一次，数学老师出了一个中国古代有名的算题——有一样东西，不知是多少。3个3个地数，还余2；5个5个地数，还余3；7个7个的数，还余2。问这样东西是多少？——题目出来后，同学们议论开了，谁也说不出得数。老师刚要张口，华罗庚举手说：“我算出来了，是23。”他不但正确地说出了得数，而且算法也很特别。这使老师大为惊诧。
    可是，这位聪明的孩子，在读完中学后，因为家里贫穷，从此失学了。他回到家里，在自家的小杂货店做生意，卖点香烟、针线之类的东西，替父亲挑起了养活全家的担子。然而，华罗庚仍然酷爱数学。不能上学，就自己想办法学。一次，他向一位老师借来了几本数学书，一看，便着了魔。从此，他一边做生意、算帐，一边学数学。有时看书入了神，人家买东西他也忘了招呼。傍晚，店铺关门以后，他更是一心一意地在数学王国里尽情漫游。一年到头，差不多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钻研那些借来的数学书。有时睡到半夜，想起一道数学难题的解法，他准会翻身起床，点亮小油灯，把解法记下来。
    正在这时，他却得了伤寒病，躺在床上半年，总算捡回了一条命，但左脚却落下了终身残疾。在贫病交加中，华罗庚仍然把全部心血用在数学研究上，接连发表了好几篇重要论文，引起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的注意。
    1932年在熊庆来教授的帮助下，华罗庚到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当一名管理员。他一人要干几个人的事，仍继续自学课程，还自修了英文、德文，能用英文写论文。
    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秋天，华罗庚迫于国内白色恐怖，不得已，决定出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魏尔教授邀请访问美国。1946年冬天，华罗庚在美国治好了他的腿疾。在美国的四年，华罗庚先后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讲师，伊利诺大学教授等。这期间，他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多复变函数，自守函数和矩阵几何。1950年，祖国解放的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放弃了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带领全家登上一艘邮船于1950年2月从美国动身回国。在香港， 他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表达了他深切的爱国之情。1950年的3月16日，华罗庚到达北京，回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1952年7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华罗庚任所长至1984年。其间还担任 过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1953年华罗庚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回国后他依照苏联的模式于1956 年在中国倡导筹办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因为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曾一度中断，直至1978年才得以全面恢复。最为可贵的是华罗庚从不摆大数学家的架子，没有将中学数学竞赛看成不值一顾之事，而是甘当小学生，跳下水去，和大家一起想，一起做， 无怪大家都折服他。
    1953年《堆垒素数论》中文版出版。
    1953-1956年华罗庚亲自领导组织了“数论导引”和“哥德巴赫猜想”两个讨论班，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各自的工作中为发展我国的数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7年华罗庚所著《多复变函数论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获国家一等奖。
    1957年华罗庚又出版了六十多万字的《数论导引》，此书是华罗庚多年来辛勤工作心血的结晶。其中有大量未公开发表的结果，以及三角和方面的基本材料、华林问题和塔内问题等。
    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华罗庚担任数学系主任，并亲自教授高等数学，多复变函数论，著《高等数学引论》第一卷，作为讲义。后又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1959年《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一书在东德出版，1963年被译成中文。 
    1962年著《从单位圆谈起》，并到一些大学讲学，带领一批人开展偏微分方程组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1963年《典型群》出版。 1963年开始在中国科技大学用系统的SEMINAR指导大量的研究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罗庚遭到四人帮的屡次刁难、迫害，幸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 保护，才免于“四人帮”的加害。即使这样，亦挨过批斗，被抄了家，丢失了许多重要文件和手稿。
    1958年大跃进后，华罗庚开始研究把优选法和统筹学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他全心全意 投入到数学普及工作中去，义无反顾地干了近20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从大兴安岭到珠江两岸，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曾到过二十多个工矿企业深入生产第一线传授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优选法和统筹学的推广与传播十几年来从一个车间、一个村庄迅速传遍了全中国。1964年写出《统筹方法平话》和《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 
    1967年著有《优选法》和《优选法平话》。《统筹方法平话》和《优选法平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方法使得妇孺都能明白、掌握应用，取得了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的效果。华罗庚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这期间，他还与王元教授合作开展了近代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上的应用的研究，所取得的结果被称为“华-王方法”。 华罗庚教授在数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既广泛又具有开创性，发表论文150多篇，著作10本，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国际数学界被称“华算子”，“华-方程”，“华-定理”，“华-不等式”，“华-恒等式”等。 
    1977年4月，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77年5月，华罗庚与数学所多人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数学所获得多项奖励。 
    1979年，中国科学院将数学所分成了三个所，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与系统科学研究所。华罗庚任前两个所的所长。
    1979年华罗庚在近古稀之年再次横渡英吉利海峡，访问了英国。这次访问历时8个月， 以伯明翰大学为基地。在英国各地讲学。这中间，还应邀到法国、荷兰、西德访问了一个多月。在伦敦数学学会组织的报告会上他向英国的数学家们介绍了在中国把数学方法交给 群众的方法。外国同行感到很新奇。
    1979年华罗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五十年来的愿望。邓颖超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同志，新党员”。
    1979年11月华罗庚应法国高等科学院的邀请访问法国，南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1980年、1983年华罗庚两度访问美国。 
    1981年5月11日，华罗庚当选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大会主席团委员。华罗庚不再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其他行政职务。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华罗庚名誉理学博士。 
    1982年4月27日华罗庚又被美国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并于1984年去美国科学院参加院士会议，他在签名册上用中文签了名。
    1983年，华罗庚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84年，华罗庚接受了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名誉理学博士。 
    1985年，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选举华罗庚为院士。 华罗庚的学术成就之高，使得他可以被选为任何学术团体的会员或任何科学院的院士。 
    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并于北京科学会堂隆重举行了赠书仪式。 
    1985年，华罗庚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华罗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五十年来的愿望。邓颖超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同志，新党员”。同志们向他表示祝贺！

我与华罗庚——陈省身先生在纪念华罗庚九十诞辰国际数学会议开幕式上发言

　　我与华先生有过多年的交情，第一次见面就在清华园，是1931年秋天开学的时候，到现在有七十年了。七十年之间，我们有时在同一个系，我们始终有不断的联系。他比我大不到一岁，是1910年生的。
　　想起我们最初在一起，1931年他来的时候，那时他只是初中毕业的学生，他的数学论文引起大家的注意。清华是很例外的，不但找他到清华来，并且给他一个职位，这在当时大学里是很少有的一件事。因为他的学历的关系，刚来时名义是助理员。那时数学系叫算学系，后来改为数学系。一年以前，我是算学系的助教。算学系的办公室就在工字厅走道的地方，两边各有两间房间，一共4间房间，是算学系的办公室。有一边是熊庆来先生，他是主任，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个桌子，是他的助教。外头一间有两个桌子，是周鸿经先生和唐培经先生的办公桌。罗庚到清华的时候就呆在我的办公桌，因为1931年我改为研究生，是学生了，他就做助理员，用这个桌子，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先后的关系。
　　罗庚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数学训练。他很快就跟所有的人，所有的研究生，甚至于教员，可以在同一个阶段讨论数学的问题。他虽然名义是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我想提出来的是，清华在那个时期，算学系是很小的一个系，但是对于中国算学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国数学史上有意义的一章。除了华先生之外，我们当时同学之中有庄圻泰、施祥林(庄圻泰后来是北大教授，施祥林是南京大学教授)，还有同学曾担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在那时这么小的规模之中，也产生了相当一群人，对于中国的数学有些影响。清华后来很发展，所以请了外国教授。那时请外国教授不是什么来开个会，吃吃饭，拿几个transparency(透明胶片)展览一下。那时是在清华园住一年。法国数学家Hadamard是国际上很有名的数学家，美国的Wiener，都是在清华园里头住下来，讲课。现在做到这种样子的安排不见得很容易了。所以清华园规模很小，能够对中国的数学发展产生一些作用。
　　1934年我离开了清华，研究生毕业了，我到德国去念书。罗庚是1936年出国的，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跟随英国的大数学家Hardy。他出国是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从北京到柏林。我就在汉堡，也在德国，所以我们1936年夏天在柏林相会。刚巧那一年世界运动会在柏林举行，希特勒在台上。也很有意思，100米、200米跑得最快的是黑人，对希特勒是个打击。很遗憾，中国的运动员在1936年柏林世界运动会的成绩不大好，最有名的是游泳的杨秀琼，她游泳有相当的成绩，不过我记得她没有得什么锦标。中国地位最高的是符保卢的撑杆跳，不过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奖牌。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家现在长进了不知多少，现在中国运动员在世界运动会有很光荣的成绩。想起来，数学也有这个潜力的，不过数学需要的时间长一点。罗庚和我在柏林见面，也看看运动会，一起谈了很多。
　　1936年世界运动会之后，我到了英国剑桥，自然跟罗庚在一起。他那时的工作是关于解析数论，解析数论最要紧的法子是circlemethod，就是圆周的法子。很奇怪，数论是讨论整数的性质，但是要研究整数的深刻的性质，需要复变数。复变数跟素数的关系是很神妙的问题，罗庚做了很多工作，有他自己的贡献。他用圆法做Waring问题，做Tarry问题。关于圆法，很要紧的一个人是印度的天才数学家Ramanujan，第一篇文章是Hardy跟Ramanujan的文章。后来很大的一个进展是苏联的数学家Vinogradov。罗庚对于Vinogradov的方法有很多的整理，有很多的进展。他自己的一个贡献是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估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想罗庚在剑桥的一段，1936年到1938年，是他在数学上有最深刻贡献的时候。关于解析数论，他的贡献非常多。
　　1938年他回国，那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他是清华的教授，因此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喜欢讲设备不够，或者支持不够。其实，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甚至于本来有的书都装在箱子里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再搬，所以图书馆的先生们都不愿意打开箱子。可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大家的情绪很好，精神很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例如说，我们跟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有一个seminar(讨论班)，我想那是1940年的样子。那时候西南联合大学的数学系出了几个很好的学生，如王宪钟、钟开莱、严志达、王浩、吴光磊。所以，假使有人，有这个精神，即使环境差一点，也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
　　1938到1943年，跟罗庚在一起大概有五年的光景。刚到昆明的时候，去了一群人，没有地方住啊。因为原来学校不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借了中学的房子，那个中学很慷慨，拨出一些房子让西南联大的人暂时住。所以教授像华罗庚、我，还有王信忠先生(他是日本史的专家)，我们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每人一个床，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一个椅子，房子摆得相当挤了，不过生活很有意思。三个人一清早没有起床就开玩笑，互相开玩笑。虽然物质上艰苦，但是生活也很有意思。现在大家希望物质不断进步，我想苦中也有乐。
　　1943年夏天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罗庚在昆明，我们时常通讯。抗战胜利了，国家复元，我知道他有许多社会活动。我们相会是1946年在上海。那时我刚从美返国，他则将去美。他负有使命，但我们仍谈了不少数学，我们的数学兴趣逐渐接近。我1950年去美，在芝加哥大学，他在Illinois大学，相距甚近。他曾来芝大讲Brauer-Cartan-Hua定理的初等证明，很漂亮。他1950年夏天返国，须过芝加哥去旧金山登轮，大家都佩服他的爱国热忱。此次相别，便天各一方，通讯也稀。幸媒体有时有他的报道，得知他的一些行动。
　　直到1972年，我得到中国科学院邀请，我们才在北京会面，相隔二十二年。同顾前事，如在梦中。1980年他率团访美，过柏克莱时在我家住了两夜，相谈如旧日，甚畅。1983年他访问加州理工大学，我从柏克莱去访他，相距400余公里，自己驾车。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由中科院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提供)

王元：我心目中的华罗庚

　　我国著名的数学家、科学院院士王元，花费八、九年的时光，写了一本数学家的传记，这本书就叫《华罗庚》。说到科学家的传记，我们已经见过很多了，但是由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来写的另一位著名数学家的传记，还是头一次见到。说到本书的写作，王元先生不无自信地说：因为只有我，对他尤其是对他的数学工作最为了解。
　　王元先生是在1952年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来到中科院数学所师从华先生的。从此，他与华罗庚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风风雨雨30多年，自己也成长为一代著名数学家。可以说，他是当今这世上最了解华罗庚的人。应该也是写作华罗庚传的最合适人选。
　　王元先生说，中国的数学在古代曾经很先进，但是到了13世纪以后，就开始落后了。当时西方已经开始有了微积分，而中国人还在搞古典数学。虽然后来有传教士传进来一些近代数学，但是都很零零碎碎。中国近代数学的真正起步是从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当时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学习了近代数学的知识再回到国内教学生。所以中国的数学起步晚，水平不高。真正使中国的数学走向世界的，是两位中国数学家，一位是华罗庚，一位是陈省身。他们是两位奇才，他们当时的工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王元先生说，从数学领域来说，大致分为两个：一个是分析，一个是代数。绝大多数的数学家一般只在其中一个领域里做出贡献，比如我自己，就是在分析方面。但华罗庚却在两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数学又分成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华罗庚也是同时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技馆的数学馆里，用不锈钢镌刻着当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们的名字，共选了88名，其中就有华罗庚的名字。此外，华罗庚先生是美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国外许多大学的名誉教授。
　　说到这里，王元先生说，在中国内地工作的数学家里，华罗庚是最伟大的。
　　王元先生介绍说，算起来，他开始写作《华罗庚》大概是在1985年开始的。当时华罗庚还在世。在此前，胡耀邦同志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华罗庚，希望他能写一个回忆录，把他的经验告诉后人。王元说：“后来我对华罗庚说，将来我要有时间我要帮助他写。在他去世前的不到一年，有一天我说要到他家去商讨写传记的事，他就在我动身之后没到他家前，写下了一个简短的自传提纲（在《华罗庚》书中有收录），但里面只是讲到了他的数学工作。等到我开始写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只写数学。为什么？我觉得华罗庚的一生有两点特别打动我：一是他自学成才。他只上过初中，即使到了美国伊利诺大学当教授，他的履历上也只有初中的文凭。这一点对中国的年轻人奋发向上有特别大的鼓励；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爱国，他第一次是19 37年在英国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英国人要他留下教书，他却毅然放弃这些在1938年回国，到了西南联大与同胞们共患难；他第二次是在美国，已经是美国，已经是伊利诺大学的终身教授了，但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便带领全家急不可待地返回祖国。他的这种爱国精神可以说是推动我写书的巨大动力。
　　王元还告诉记者，此外，也没有一个外国数学家能像华罗庚这样对本国的数学事业发生这么大的作用，他的学生可以说是遍布中华。
　　王元写这本书可谓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查证历史资料。翻开《华罗庚》，可以看到每一章的末尾那长长的参考书目、文件的目录。有人曾惊异地问他：你怎么能搞到这么多的材料的？王元说是下笨功夫，一点一滴地坐在图书馆里大海捞针。王元告诉记者，与文学家写传记不同，这本书里不会有一点虚构的、所谓想象的东西，他所有的描述都有出处，他以数学家的严谨与坚韧不拔来做到这一点。比如，在文革中江青曾经有过一次“批示”，说“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她这是想借陈景润来打击华罗庚。数学所有好几百人都听到过这个传达，但是他查不到文件的原件，查不到原件，他就不能用。类似的事情还有好几起。因为国内图书馆的条件有限，他就利用到香港交流讲学的机会去查香港的图书资料。白天他参加数学的交流讨论，晚上和休息日他泡在图书馆里。“那真是大海捞针，半天捞个小小的芝麻！有时候查上一整天，一无所获。” 王元说。
　　所以，这本30万字的书，王元竟写了八、九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找资料。当时又没有互联网，可以想见这里的工作量有多大！到了动手写作时，他又没有专门时间来写书，只能插空安排，自己订出自己的时间表：大约每年写出一至两章。“可能读者读起来会有点互不连贯的感觉，这实在是因为这些章节都是分别写成的。”
　　我问王元：“你怎么不找一个助手？”
　　他说：“这是我的个人习惯。我从来做事情都是自己做。我也不希望我的事情没做完时被别人知道。那时候我写书时，连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事没做出来，就只有我知道。”王元的书共写了两稿，第一稿大概有40万字，但他全部推倒重来。“这也是我的习惯，我写书都是这样，第一稿只是理清思路，建立框架，第二稿才可以。”
　　《华罗庚》第一次面世是199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最近，《华罗庚》的修订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而且，以出版自然科学著作著称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华罗庚》的英文版，该社的《华罗庚》日文版也在翻译出版中。
　　《华罗庚》出版以后，共印了27000本，其中台湾的九章出版社印的繁体字版本在台湾一地就卖了两千本。台湾的中央图书馆1994年就将其收入馆藏。海内外的知名科学家钱学森、杨振宁、苏步青、陈省身、丘成桐（Field s奖即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纷纷至函王元表示祝贺。
　　王元说，明年是华罗庚先生的90诞辰，他还要搞一本书，主要是外国人对华罗庚的研究纪念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读这本书，会让人有一种惭愧感，外国人对华罗庚的研究比我们更重视、更深入。”

摘自《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　黄艾禾）

华罗庚与陈景润的师生情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访日期间心脏病复发，在东京大学的讲坛上猝然倒地，结束了他为祖国数学事业贡献不止的一生。消息传来，举国悲哀，抱病的陈景润更是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
　　1985年6月2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数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劝陈景润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去的。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他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陈景润坚持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又怕他摔倒，只好由三个人一左一右驾着胳臂，后边一-个人支撑着。就是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整整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40分钟里他一直在哭，在流泪。
　　1995年6月12日，华罗庚铜像揭幕仪式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大楼前举行。正在中关村医院住院治病的陈景润抱着久病的身躯，坐着轮椅坚持出席。当瘦小苍白的陈景润被推进会场时，人们自动为他让出了一条通道，在场的领导同志和数学界的同行们无不为之动容。仪式结束之后，潘承洞走上前向他问好，他仍像往常一样，反复不停地说着：“你好，谢谢，老潘……”谁也没想到，华老铜像揭幕9个多月之后，陈景润也匆匆离去。
　　华罗庚对陈景润有知遇之恩，陈景润视华罗庚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之间的隆情厚谊在数学界传为美谈。
　　华罗庚是国际上享有盛誉、成绩卓著的伟大科学家。他惊人的科学成就，从难从严，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精神更是为世人所赞叹和景仰。而他的学习起点又非常之低，与他一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同样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华罗庚少年时在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小学读书，因成绩差，学校没有给他小学毕业证书，只拿到一个修业证书。他曾在上海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但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中断了自己的学业。20岁的时候，由于患伤寒症，华罗庚的左腿残废了。一个只受过初中教育的残疾青年，要利用一切零碎的时间无师自学，要节衣缩食买书买纸，要钻研高深的数论问题，其艰难可想而知。
　　一次，华罗庚从上海买来的《科学》和《学艺》杂志中，有一篇署名苏家驹的关于解代数方程的文章，华罗庚仔细看了又看，想了又想，认为是错的，就认真写了篇论文，大有“初生牛犊不怕死”之势，毫不犹豫地把论文寄给了这家杂志发表了，随即受到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极大青睐。1931年，华罗庚这位没念过高中的、且身有残疾的青年一步跨入了清华大学的门槛。后来在熊庆来、唐培经、杨武之等名教授的提携栽培和他个人的顽强拼搏下，又被送往英国著名高等学府——剑桥大学深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罗庚离开英国，来到西南联大任教授。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华罗庚的课经常被敌机轰炸中断。他拖着残腿跑路极不方便，有一次甚至被弹片溅起的泥土盖住全身，后来他索性住在乡下农民家里。1946年，华罗庚到了美国，两年之后成为伊利诺大学的正教授。这时他的数学研究正处在巅峰状态，他的生活、工作有了保障，对于辛苦半生的华罗庚来讲，这无疑是个很好的归宿。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华罗庚再也按捺不住他满腔的爱国热忱，1950年2月，华罗庚一家几经周折辗转、冲破层层阻挠终于返回了祖国的怀抱。在回国途中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究所所长，正式建所并取消数学研究所筹备处的日子是1952年7月1日。1953年秋，数学所成立了微分方程和数论两个组，成立微分方程组的初衷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成立数论组则是考虑到这是华罗庚的专长，应优先发展。
　　无巧不成书，类似华罗庚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经历，在他成名20多年后，又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现了。1956年，厦大李文清请数学所关肇直转交华罗庚一份稿件。华罗庚接到了这个和自己相似的、饱经苦难、经历沧桑的青年的来稿，看后十分惊喜地称赞这个青年，肯动脑筋，思考问题深刻。这个青年人就是后来和华罗庚一样家喻户晓的陈景润。
　　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陈景润如是说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在数学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华罗庚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华罗庚指导学生的方法是以自学为主，指定一些要读的书，参加一些讨论班，并平均两周和学生谈一下专业。在一个权威人士的带领下，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探讨同一个课题，是华罗庚从事研究和培养人才十分显著的特点。
　　华罗庚的好友赛尔伯格曾经说过：“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贡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现在已无法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华罗庚如果不曾回国，陈景润的命运和遭遇必定与现在不同。
　　正当陈景润利用数学所的有利条件埋头工作时，1958年，全国科教系统开展了所谓的“拔白旗”政治运动，在全所大会上华罗庚、张宗燧等人被指斥为“大白旗”。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华罗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陈景润也因此受到牵连。
　　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之外，还教会了他的学生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文革”时期，“四人帮”曾派迟群找陈景润搜集华罗庚的黑材料，让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他的成果”。其证据是，1957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但是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言中已经写到，“作者趁此机会向越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
　　陈景润婉言拒绝了迟群。他单独找到华老的学生陈德泉，据实对他讲：“迟群要我揭发所谓的华老师盗窃我的成果的问题，怎么办？”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陈德泉一下又摸不清陈景润的意图，他试探着问陈景润：“华老师到底有没有盗窃你的成果？”陈景润果断地回答：“没有。”陈德泉暗暗舒了一口气：“那你就据实说吗，反正实事求是嘛。”
　　陈景润或许讲不出过高的政治理论，他也不会用华丽的词藻表达自己对老师、对祖国的爱，但是他的良告诉他，搞科研没有错，尊敬老师没有错。他认定决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决不做恩将仇报的事。当有人再次来让他揭发华老师的剽窃罪状时，他断然拒绝了。来人威胁他：“我们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陈景润坚决地说：“既然你们掌握了证据，还要我揭发什么！”正是凭借自己的良知和善心，陈景润保护了自己的老师，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后来，华罗庚和陈德泉外出，路过陈景润住的医院，陈德泉建议去看望一下陈景润。由于避嫌，华罗庚没有下车，他委托陈德泉问候陈景润。陈德泉回来后，转达陈景润的话说：“华先生永远是老师，迟群说的完全没有那回事。”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老家道别、请教。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坐在一边的华师母忍不住插话说：“景润是够用功的，刚才你没回来，等你的几分钟，他还拿出书来看呢。”华罗庚赞许地看着学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华罗庚对自己的得意弟子也是关爱有加的。1984年当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时，华罗庚十分激动与难过，他说：“总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华罗庚1985年出访日本前，曾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治疗的弟子陈景润，并对他说：“王国湘主任（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症，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谁知，这一面竟成了陈景润与老师华罗庚的最后诀别。
　　陈景润对他的恩师的评价是很高的。1973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称赞他的导师华罗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希望他在数论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认为他在应用数学方面花了太多功夫有点可惜。
　　华罗庚很少评价他的学生，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学生，评价不当容易引起误会。他最多只是在个别谈话时偶尔讲几句。华罗庚曾单独对王元说过：“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当王元提起他学生的一些其它纯粹数学结果时，他仍然重复一遍：“最使我感动的是（1+2）”。

（新华出版社版，原载《书摘》